香江来信丨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不忘北京求学初心,一路与祖国共奋进
春节以来,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急速恶化,确诊病例数字不断上升,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救人如救火。危急关头,特首采纳了我与多位立法会好友的建议,启用“紧急法”为抗疫排除一切障碍。中央更是发出援港最强音,方舱医院火速兴建、两地医护专家并肩作战、创新开通铁路援港班列、大量人员及物资源源不断抵达,为香港社会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疫境下,祖国“生命至上”的理念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就像给“溺水”的香港套上了“救生圈”。提升核酸检测能力、提高疫苗接种率、降低重症和病亡率、加强对老幼孕残等特殊人群的支援……每个细节中都透射出一股浓浓的关爱之情,让香港市民倍感温暖。
我是梁美芬,1961生于香港。198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后赴中国人民大学相继攻读法律硕士和博士学位。当时,我的本科同学大多去欧美深造,对于我的选择甚是不解。但在我看来,香港必然会回归祖国的怀抱。能预先掌握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学成后为祖国发展做贡献,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我直接放弃了法国一所名校的全奖Offer。
来到北京后,我才知道原来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很苦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一个月只能洗四次澡,教室和图书馆都没有空调。为了出门,我还学会了骑自行车,和同学们骑到天安门和香山。正是因为了解曾经的艰难,我更加感受到祖国一路走向繁荣富强的不易。那种感觉是同声同气的,当我与祖国站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再去区分你我了。
回首那段日子,我师从著名法学家许崇德和曾宪义,研究有关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为回归作准备。有些港人总是习惯站在对立面去歪曲批评,但是从中央的角度去看,基本法其实是很包容的。起草的初心就是爱护香港,维护香港的优势,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这种包容、关爱和智慧正是基本法的精髓所在,也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回港后,我进入香港城市大学执教中国法律。记得上课第一天,有个同学质疑我:“中国有法律吗?”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不仅要告诉我的学生们中国是有法律的,也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法律的制度和判决。很快最高人民法院接纳了我的建议,独家授权我负责整个中国司法判决的翻译工作。这对当时只有30岁出头、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信任。
翻译的过程中,为了表述准确,仅仅一字之差两地的法律专家也会争执不休。后来由于资金短缺,我还卖掉了一套房子。但是我觉得,有些事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去做。最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China Law Reports)成功出版,成为让西方了解中国法制的重要著作。更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有精通双语的法律人才。而作为港人能为国争光,我深感荣耀。
2007年起,我先后参加了香港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女性立法会议员之一。在我看来,政治的艺术是“圆”,需要沟通香港不同需求者的利益,从中找取一个平衡点。但我们的根一定是国家,连接点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和基本法。可惜很多人不明白这些,目光很短,认为所有不同都会产生对立,更不懂得发挥和欣赏两种制度的优势。
令人痛心的是,近年来香港接连经历了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等一系列社会事件。特别是2019年11月11日,暴徒发起“三罢”妄图令全港高校停课。回忆当天,我早上7点就到教室等候学生。我教授的是宪法,此刻怎能向暴力低头?最后,80多名同学和我一起在火警铃声中上完了难忘的一课。还有学生有感写下:有人纵火“救港”,我们读书报国。
作为一名从教30多年的大学教师,我一直非常关注下一代的成长。我的学生中有香港本地的年轻人,也有一些来自内地和海外。我喜欢邀请他们来家中吃饭,在闲聊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最早的几批学生,不少已小有成就,更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前几年的社会风波中,早已毕业的他们也和我一样忧心,呼吁年轻人守护法治,不要被人误导,自毁前途。
一路走来,我很乐意把我的人生感悟分享给学生们。我常常告诉他们,人的成就取决于自己定下的理想。面对未来一定要看得长远,不要轻易被眼前的困难绊倒,轻言放弃。同理,香港也是如此,虽然眼下我们经历困难和挑战,但相信在“一国两制”护佑下,最终都能渡过难关。我希望到2047年,香港能够发挥自身优势,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社会和带有浓厚中华文化的双语的社会,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走得更远、走得更稳、走得更出色!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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