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韦诺：香港“不问政治”，可以吗？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前言

　　关注香港的读者，相信都听过“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这句话。放眼全球，很少有城市会像香港般时常被称为“经济城市”。即使是与香港合称为“纽伦港”的纽约和伦敦，也没有这“待遇”。

　　“经济城市”通常伴随着一个具有相反意思的概念：“政治城市”。同样地，除了香港，我们甚少听到一个城市被称呼为“政治城市”。“经济城市论”者也常常把港人形容为不问政治的“经济动物”。

　　“经济城市论”者认为，香港本质上是个经济城市，而非政治城市，批评回归后香港出现政治化，政争内耗不断，已由“经济城市”沦为“政治城市”。

　　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经济城市论”者兴高采烈地表示，香港终于重回“经济城市”，并呼吁往后不要谈政治。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

　　不难发现，“经济城市论”者的做法，是先把“经济”与“政治”截然分割开来，然后将“经济”等同于稳定、团结、和平、理性、务实，再把“政治”等同于对抗、分化、暴力、不理性、务虚。久而久之，“政治”就被污名化，“政治化”也变成负面标签。

　　香港的不少从政者，包括政治任命官员、议员、政党人士，都仿佛患上“政治洁癖症”，将“政治”视作坏东西，纷纷回避政治。当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的一句“议会内外都不应该牵涉太多政治”[1]。

　　事实上，“经济城市/政治城市”这种二分是不能成立的。以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浅认识来看，政治与经济，两者既有区别，又存在着辩证关系，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政治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范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认为，“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3]

　　因此，从来不存在“经济城市”，也不存在“政治城市”，每一城市都必然存在着政治与经济。

　　列宁进一步强调政治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4]

　　英殖时期的香港不问政治？

　　“经济城市论”者认为，英殖时期的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而港人就是“经济动物”。他们相信，不问政治正是造就香港繁荣的关键；反之，“政治化”就是破坏香港繁荣的元凶。

　　孙中山先生指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5]香港这个有如此多人和事要管理的地方，又岂会不问政治呢？

　　“经济城市论”者经常引用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纳政治”，认为在英殖时期，政治已被行政吸纳，自然就不存在政治了。

　　强世功教授曾对这一理论作出精辟分析，指出：“‘行政吸纳政治’这个动宾结构句式缺少了主语，只有把主语找出来，才能把真正的政治问题揭示出来。其实，谁都知道港英政府最大的政治就在于港督的殖民统治，这个政治是‘行政’无法吸纳的。……香港政治的殖民性质就在于英国人的支配政治吸纳了中国人的参与政治。”[6]

　　换言之，英殖时期的香港不是不问政治的，也不是不以政治为主导的，英国的殖民统治就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主导着整个香港（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经济利益的归属、社会民生改善与否，都是由殖民统治所决定的。

　　七十年代是“经济城市论”者最为津津乐道的时期。他们相信，正因为当时整个香港都不问政治，才得以成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形成繁荣安定的环境。

　　事实是，殖民政治一直主导着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七十年代为例，当时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英国的外交政治有着莫大关系。1974年5月，总督麦理浩在一份名为《管治香港的目标》的外交通讯中指出：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方法打造香港为一个达国际地位、具备高质素教育、科技与文化，以及有高水平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国既能得益，但又因为考虑到对这些实质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国内条件之不同，而不愿意把香港收回。”

　　“这可帮助争取额外的时间，令中国的情况逐步演进，甚至影响中国政府令它考虑或者日后在其主权之下继续给予香港的一个特殊地位，而这样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国与其他国家在这殖民地的利益……”

　　“基于这些政治考虑，而无论如何我亦相信我们的政府会认识到上述意见本身的意义，我们会选择发展香港为一模范城市。但我们应该低调进行，少说话，不对中国做出表面的挑战。”[7]

　　李彭广教授翻查当时的英国解密档案，也发现英国政府“计划以最短的时间，把香港各方面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尽量抛离中国内地，并突出香港社会和制度的优势，从而影响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和政策。”[8]

　　同时，英殖推行社会改革，也与来自伦敦的政治压力有关。香港制造业的成功发展，引起了英国工商界及工会的关注，他们批评香港欠缺劳工保障和福利使港商可以大幅减低生产成本，以低价将产品输出外地，包括英国本土，损害英国工商业。

　　与工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智库“费边社”发表《香港：英国责任》的报告，大肆抨击香港漠视劳工权益。面对庞大的政治压力，英国外交部1976年制订《香港计划书》，要求港府必须全力改善劳工福利。虽然麦理浩抗拒《计划书》提出的大幅度改革，但为了满足伦敦的要求，也开始大幅增加福利开支。[9]

　　因此，吕大乐教授指出：“‘麦理浩时代’及其管治的最大特点，不是不谈政治，只重视行政管理，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目的。基于他的外交政治的考虑，他将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连系到一个有目标、方向及中、长期考虑的框架。”[10]

　　英殖时期的香港，政治从来都主导着经济和社会。所谓以经济为主导、不问政治的“经济城市”，只是英殖用以淡化和粉饰殖民统治的假象。

　　不是没有政治，而是没有民主政治

　　垄断着政治权力的英国，一方面把极少数的华人精英吸纳到体制内，另一方面把绝大多数的华人排除在体制外。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民主则是人民的统治、人民当家作主。换言之，民主政治就是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与此相对的，就是殖民者从人民手中剥夺政治权力、继而垄断政治权力的殖民统治。因此，英殖时期的香港不是没有政治，而是没有民主政治，殖民政治排斥了民主政治。

　　吴增定教授指出：“尽管极少数华人富商巨贾和权势人物有可能幸运地获得参政、议政的资格，但绝大多数华人则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沦为纯粹‘经济的动物’。”[11]

　　吴教授用上“沦为”二字是极之准确的，他指出了港人不是天生不理政治，而是被英殖剥夺了政治权力，导致他们在体制内几乎无渠道参与政治，渐渐形成一种尽量不问政治的社会氛围。

　　事实上，“经济动物”这一形象不是一件光彩的、值得褒奖的东西，而是殖民统治创造的不正常、不健康的产物，也是精神文明低下的表现，是造成港人对政治无知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港人长期被排除在体制外，但不代表他们完全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欲和行动。

　　林蔚文教授通过对1949至1979年各大报章对社会政治活动的报道的梳理，发现这段时期香港出现的社会政治活动颇为活跃，五十和七十年代均发生了约二百次社会政治活动，而六十年代也有百多宗社会政治活动，更遑论1966、67年出现的两次大规模的反殖抗争行动。[12]

　　只不过，由于当时的政治活动受到英殖的严密监控和打压，参与者常将自己包装成政治中立者，强调进行的是无关政治的自发行动，但没有改变这些活动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性。

　　的确，二战后大量内地移民为逃避战乱和政治运动而来港，形成“移民社会”。既然这些内地移民是为避开政治运动而来港，自然对政治大多采取疏离和冷漠的态度，而且他们不以香港为家，只视香港为“借来的地方”，自然也无心关注本地政治。

　　然而，在冷战氛围下，国共及第三势力一直在香港进行大量政治活动，社会也存在各种政治主张和思潮，只不过受到英殖的严密监控和打压。

　　英殖可能希望香港永远是个“经济城市”、港人永远是“经济动物”，但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对香港产生一种归属感，视香港为家，开始关心本地政治。

　　七十年代，随着经济及社会发展，港人参与政治的意识、诉求和行动日渐增加。假如将政治化狭义地理解为大众的政治参与，当时香港社会已经开始政治化了。

　　金耀基教授在提出“行政吸纳政治”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今日，香港不止是一经济城市，也是一政治城市，更多的大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人，对政治的关注已渐渐增高，他们的香港的认同亦渐渐加深。”[13]

　　当然，笔者不同意金教授这种经济城市和政治城市的论述，但他确实承认了香港的政治化趋势，当时正值被视为香港经济起飞的繁荣期，而这种政治化趋势与经济繁荣状态是并存的，这个情况却偏偏被热衷引用金教授观点的“经济城市论”者所忽略。

　　为了应对这个政治化趋势，英殖也大大加强对大众的政治工作。最明显的，是1968年反英抗暴被镇压后成立的民政主任计划，在港九市区设立民政署，内置民政主任。

　　表面上，民政主任负责的是民生事务，但他们实际上进行大量政治工作。当时负责推行民政主任计划的华民政务司何礼文在计划正式推行后一再强调：“民政主任是‘政治事务官’，因此，民政主任不但要‘尽量与所属地区内的市民保持联系’，也要‘评估政府政策的整体影响’，以及‘向普罗大众解释这些政策，和政府在处理这些难题上的成效’。”[14]

　　1982年地方行政计划推出后，英殖更把新界理民府和港九市区民政署两套制度二合为一，改称为政务处，主管为政务专员，并由政务总署统筹，下分港九政务署和新界政务署。

　　因此，“香港是不问政治的经济城市”、“港人是不问政治的经济动物”，这都是英国殖民统治建构出来的假象。

　　政治发展出问题，还是政治本身是问题？

　　回归二十多年，香港的政治发展无可否认出了问题，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政争严重阻碍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经济城市论”者会问，这不就是“政治化”的恶果吗？

　　首先要弄清的，是政治发展过程出了问题，还是政治本身就是问题。这两种观点会引申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假如认为是政治发展过程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对政治发展过程作出修正和调整。假如认为香港是经济城市，不是政治城市，应该不问政治，那就要马上展开去政治化，只搞经济，不问政治。

　　如上述，六、七十年代起，随着港人的归属感和社会经济发展，港人的政治意识日益增加，“政治化”已经是不争的现实。“九七回归”更是推进香港政治发展的最大因素。

　　《白皮书》强调，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民主的新纪元。在文章《香港需要怎样的民主理念？重新认识“民主回归”》中，笔者也曾指出：“百多年前英国侵占作为中国土地的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导致在香港的中国人民沦为被统治者，这样又何来民主可言？因此，回归象征着中国恢复对港行使主权，结束英国殖民统治，让中国人民重新当家作主。”香港回归祖国必然改变殖民统治，让在港的中国人当家作主，参与管理人民的事务，使民主政治取代殖民政治。

　　因此，政治化是必然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政治发展是否有序平稳。

　　《白皮书》指出：“英国殖民统治不但没有给香港带来任何真正的民主，反而为香港回归祖国后民主的发展埋下了祸根。”所谓“祸根”，是英殖在回归前夕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这就是导致回归后香港政治发展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的恶果，在于其导致各方都将选举政治等同于民主政治，将选举的开放及竞争程度视作量度民主程度的唯一指标。

　　回归后，香港的选举政治不断发展，选举的开放及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加剧社会撕裂及对立，开放程度之高，甚至夸张到可以任由反中乱港分子，通过开放的选举进入特区的管治架构。

　　选举政治劣化所导致的乱象，相信无须笔者花篇幅作具体介绍。换言之，不是政治及政治发展本身是问题，而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所导致的唯选举论，以及否决政治、激进政治、暴力政治及民粹政治。

　　香港政治问题的核心：力量对比问题

　　从根本上说，香港政治问题的核心，不是有没有政治、谈不谈政治的问题，更不是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出现与否的问题，而是在政治斗争之中的力量对比问题：谁掌握了香港的政治领导权（hegemony）和政治话语权（discourse of power）？谁主导香港的政治发展？是中央、特区及爱国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与反中乱港势力？

　　事实上，英殖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目的都是“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延续英国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影响。”[15]

　　因此，回归二十多年，香港政治发展出了问题，关键是在中央授予高度自主权的情况下，特区及爱国势力未能实际上（不是名义上）掌握政治领导权和政治话语权，无法确保香港政治有序平稳发展，也无法确保我方的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

　　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方长期不问政治、回避政治的态度。已故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指出：“香港的乱局，并非出于我们讲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讲政治，让反对势力大讲政治。解决方法是我们也讲我们的政治。”[16]换言之，问题不在政治或政治化本身，而是我方没有搞好政治，没有牢牢掌握政治领导权和政治话语权。

　　挥之不去的政治问题

　　2019年“黑暴事件”后，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香港政治生态大变。“经济城市论”者认为，香港自此便重回“经济城市”，无需再理会政治。

　　的确，中央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成功将反中乱港势力压下去，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但不代表自此一劳永逸，无需要理会政治。事实上，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从硬性的法律及制度建设，到软性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在重新确立基本的政治原则。

　　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必然长期存在，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在不断和迅速地变化着。此消不一定彼长。况且，在“港人治港”下，香港的从政者总不能期望凡事由中央出手解决。这意味着治港者有很多政治问题要处理，有很多政治工作要做。

　　现在，反中乱港势力虽然被压下去，但香港社会民情基本不变，支持或同情反中乱港势力的港人实际上仍不在少数，如果加上“中立”的，甚至要超过半数，反中乱港势力则伺机而动。

　　“颜色革命”之父吉恩·夏普指出：“在民众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的情况下，最初交给公众的任务必须是低风险、建立信心的任务。这类行动——例如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穿衣——可以公开表达异议，并给公众一个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参与异议行动的机会。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较次要的非政治性议题（例如争取安全供水）作为集体行动的焦点。战略家们应当选择这样的议题：其价值能够得到广泛认可而又难以拒绝。在有限的运动中取得胜利不仅能解决具体的不满，还能使民众确信他们真正拥有潜能。”[17]

　　吉恩·夏普相信，这类行动“有助于确保取得一系列胜利，不仅对士气有利，也有助于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增加自己的优势，转变力量对比。”[18]

　　从反中乱港势力对于野猪问题及防疫抗疫工作的宣传炒作，包括呼吁市民拒绝接种疫苗和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序，以及将扑杀仓鼠的措施说成是“大屠杀”，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相当符合吉恩·夏普的“政治反抗”策略，利用看似非政治性议题进行政治炒作。

　　而且，外部势力不会停止打“香港牌”，必定会继续利用香港抑制国家发展，继续“搞局”。因此，政治斗争肯定不会消失，而政治工作、对治港者的政治要求，包括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及对政治人才的需求（而造成香港政治人才匮乏，正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肯定不会比以往少。香港的部分从政者如果继续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态度，恐怕会再次酿成错误。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至抗疫都是政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9]，也强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可见，民心与民生这两个“最大的政治”是相通的、统一的。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争取民心的重点，表面上是非政治性议题，但本质上就是政治：

　　宏观而言，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民生要惠及那些民众，这些都是政治。例如，港府与爱国阵营经常强调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何谓“国家发展大局”？如何融入？融入的目的是单纯以自身利益出发去“占便宜”，还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该如何应对？这都是政治问题。[20]没有思想政治引领，欠缺政治思维，经济发展就会迷失方向；

　　微观而言，处理经济民生问题，当中牵涉不同持分者和利益集团，如何处理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如何化解各种阻力，这也是政治。不问政治、空谈经济，是不可能做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

　　哪怕是现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新一波疫情，特区政府的抗疫路线到底是选择内地的“动态清零”策略，还是选择西方的“与病毒共存（实为‘对病毒躺平’）”，特区政府的抗疫措施是选择向内地学习，还是选择继续抗拒内地的防疫做法，这些都是政治问题。

　　事实上，现时香港就有些人以“抗疫政治化”为由，扬言关于香港抗疫策略的讨论变得“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批评“动态清零”是不科学、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从而鼓吹“与病毒共存”；也有些人十分抗拒内地的抗疫做法，扬言“若全部由内地派员来港处理，更可能打击一国两制”。假如不正视这些政治言论，任由其发酵，将会继续影响社会和市民，不利特区政府的抗疫策略及工作。

　　抗疫当然有很重要的科学因素，但不是1+1=2那般“纯粹”，而是政策的选择。选择某种政策，就有可能要民众让渡某些权利，采取另一种，则可能让更多的人健康受损，甚至失去生命，也可能导致长期不能与内地顺畅通关，引发更多经济民生问题，这些孰轻孰重的判断，怎么不是“政治”？

　　民主政治发展可能引致的政治问题

　　《白皮书》指出，“一个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开放、包容和谐、繁荣稳定、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香港必将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显示了中央没有否定民主政治，认为只是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出了问题，而非民主政治本身是问题。

　　作出调整后，中央仍然肯定民主政治发展，强调发展香港民主政治的目标和决心不变。这意味着治港者将会继续面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导致的各种政治问题。

　　如上述，香港政治问题的核心是力量对比问题。中央、特区及爱国势力实际上能否掌握政治领导权是重中之重。然而，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可能引致的各种政治问题，如果不好好处理，便有可能对社会造成不稳，成为对力量对比产生变化的因素。

　　首先，民主政治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有权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让人民群众“弘扬主人翁精神，发挥主体作用”，积极主动参与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元素。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

　　然而，面对着过去英殖对港人的影响（包括对政治无知，以及对开放式竞争性选举的迷信），加上社会民情基本不变的情况，如何在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确保民众有序参与政治，使民主政治有序发展，这就是政治问题。

　　更重要的是，《白皮书》提到“中央政府将继续……为最终实现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而共同努力。”这意味着，中央仍然肯定普选，仍然把实现双普选视为香港民主发展的“既定方向”[21]。

　　如何处理普选的开放性及竞争性与社会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如何管控选举政治的发展，如何处理香港社会、因过去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而产生对选举民主的根深蒂固的迷信，这都是一连串需要面对的政治问题，考验着治港者的政治智慧。

　　然而，无论如何，期望香港能重回“经济城市”、期望港人重新成为不问政治的“经济动物”，不单只不符现实，而且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结语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这已是老生常谈。不过，政治与经济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不可能将两者截然对立开来，也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城市”或“政治城市”。

　　2019年后，中央将反中乱港势力压下去，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但不代表自此无需理会政治。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会长期存在，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在不断和迅速地变化着，而经济民生本质上也是政治，意味着治港者仍有很多政治问题要处理，有很多政治工作要做。面对政治、重视政治，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回避政治。

　　最后，本文谨以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作结：“政治向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22]

　　注释：

　　1. 沙半山：“【政坛诸事町】容海恩金句成热话　自抽：唔讲政治都要谴责许智峯”，《香港01》，2018年5月1日。

　　2.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3. 张宇：“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5日。

　　4.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

　　5.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1924年3月9日。

　　6. 强世功：《“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2014年12月13日。

　　7. 吕大乐：《那似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中华书局（香港），2012，页154。

　　8. 李彭广：《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2，页62。

　　9. 吕大乐：《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中华书局（香港），2012，页161-165。

　　10. 吕大乐：《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中华书局（香港），2012，页182-184。

　　11. 吴增定：《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

　　12. 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13.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香港之发展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页15。

　　14. 曾锐生：《管治香港：政务官与良好管治的建立》，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82。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2021年12月。

　　16. 刘乃强：《宣传爱国要从反殖入手》，2016年8月21日。

　　17. 吉恩·夏普：《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1993年。

　　18. 同上。

　　19. 习近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学习时报》，2015年8月3日。

　　20. 邵善波：“香港是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信报》，2022年1月20日

　　21. 张勇：“‘双普选’”仍是香港民主发展既定方向，《星岛环球网》，2021年3月30日。

　　22.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香港服务器网图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