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學校還是戰場？　尼日利亞女孩急需安全學習環境

今年八月初，一名於2014年被武裝組織「博科聖地」綁架的尼日利亞女學生獲釋，在相隔七年後與家人團聚，為其他被擄學生的親屬帶來希望。這名女生是七年前在奇博克學校綁架事件中被擄去的276名女生之一，當年武裝份子偽裝成警衛闖入學校，強行將學生帶走，並於這些年間向學生洗腦，要她們轉信伊斯蘭極端主義，威迫她們與組織中的「聖戰士」結婚，生兒育女。事件當時震撼國際社會，但多年來只有近半學生獲釋或成功逃脫，上百名女生仍然音訊全無。
圖、文：培幼會

當學校成為孩子的惡夢

至十月底，尼日利亞總統穆罕默杜·布哈里在教育安全會議上指出全國有超過1,200萬名兒童因武裝分子頻繁的綁架活動而受到心理傷害，不敢上學。很多學生都無法集中精神上課，時常擔心會成為下一名受害者，甚至因此而逃避學習，減少上課次數或輟學。

警號一再響起　多國學生無處容身

學校受襲對我們來說可能有點匪夷所思，但事實上這些事件並不罕見。根據尼日利亞政府官方數字顯示，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十月期間，武裝組織亦已在尼日利亞西北部及中部擄走了逾1,000名學生。而且，尼日利亞絕非唯一受這些事件影響的國家。

2015年至2019年期間，根據保護教育免受攻擊全球聯盟（Global Coalition to Protect Education from Attack，下稱聯盟）的記錄，針對教育機構和場所的暴力事件就有逾11,000宗，在35個國家中影響7,500萬名3至18歲的適齡學童，約22,000名學生和教職員因襲擊而受傷，有些甚至死亡。

女孩屢被剝奪學習的權利

暴力事件也有男女之別？的確如此，聯盟的報告顯示有21個國家的女性因為自身性別在接受教育時遇到暴力襲擊，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亦指，在衝突環境中生活的女孩比其他地區的女孩中學輟學率高出近九成。這些國家往往存在嚴重的性別不平等和歧視，童婚與青少年懷孕比率亦較高，當地人認為女性無需、甚或是不應該讀書，只要「安份守己」在家中打理家務、結婚生子就可。

以尼日利亞為例，當地武裝份子「博科聖地」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極端組織，他們認為讓女性接受教育會令她們學會「西方有害的思想」，會令她們懂得自決、變得反叛。另外，他們相信《古蘭經》中提及「為主道而戰，以致殺身成仁，或殺敵致果」就會得到「賞賜」，如犧牲的烈士會在天堂獲賜72個處女一樣，於是便擄走學校中的女生，作為給戰士的獎賞。

以最近再次被另一原教旨主義組織塔利班掌權的阿富汗為例，塔利班在1996至2001年執政期間，曾全面禁止女性上學。是次重新奪權後，雖然公開表示會讓女孩回到男女分隔、由女老師執教的學校上課，但目前而言，包括首都喀布爾在內，全國絕大多數女孩都被禁止上學，可見女孩的受教育權和自主權往往在政局不穩和宗教糾紛中被犧牲。

尼日利亞總統在教育安全會議上的發言亦引證了這一點。他直指女孩失學問題嚴重，她們的權益在衝突中尤其脆弱，在失學下她們會更容易被安排接受童婚，問題一環扣一環，影響深遠。

《安全學校宣言》與願景

有見及此，挪威和阿根廷在2015年發起了《安全學校宣言》（The Safe Schools Declaration，下稱《宣言》），成為政府間的承諾，意指在武裝衝突期間應保護學生、教師、和學校不受攻擊，讓教育得以在武裝衝突期間繼續進行；以及用具體措施防範學校被改作軍事用途等。簽署《宣言》的國家必須在國家及地區層面全面確保學校環境安全可靠並有充足資源，亦要加強對暴力事件的監察和調查，為受害者提供支援和持續教育。至今全球已有111個國家簽署，我們期望所有國家都參與這個計劃，共同為兒童，特別是女孩，提供安全的學習環境。

疫後重回學校　兒童安全成首要條件

疫情持續了接近兩年，我們都慢慢重回原本的生活模式，各地的學校亦逐步重開。在兒童回到學校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校園安全問題，以確保孩子得到保護。此外，我們亦必須關注因疫情而引起的地區資源衝突，例如在局勢升溫的西非薩赫勒地區預防針對學校和兒童的暴力事件，使孩子可以安心上學。

多年來，國際培幼會除了以聯合國「兒童與武裝衝突觀察名單」（The Watchlist on Children and Armed Conflict）成員的角色參加大大小小的地區會談、守護兒童和女性權益外，在推動各國簽署《宣言》上也不遺餘力，自2016年起積極在衝突不斷的西非和中非游說各國參與行動，亦在不同地區為受衝突影響的兒童改善生活及提供安全教育環境。

培幼會將繼續游說各國簽署《宣言》，為兒童提供教育支援，保障女孩不會因失學而陷入童婚和懷孕等危機，並在地區和國際間施壓，使各地政府把更多資源用於關顧女性的教育發展項目，令女孩的需要得以被重視和納入政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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